写在前面的话
认识昂晨是在2022年5月，还是疫情封控期间。微信上找来说是在做一个关于中国滑手如何看待滑板入奥的研究：
之后陆续联系，他的论文完成，发表，昂晨也从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升入清华继续攻读博士...... 直到上个月他来上海，送我两本刊发了这篇论文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研究者个人信息
第一作者昂晨，1997年出生，浙江金华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师从胡孝乾副教授。滑板菜鸟，曾为小轮车注册运动员，目前主要研究兴趣为青年体育文化、体育治理和户外运动。曾在《体育科学》等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参与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研究撰写工作，主持省教育厅和校级课题2项，获国家级科技创新创业类比赛金奖。
通讯作者胡孝乾，1981年出生，北京人，清华大学体育部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拉夫堡大学体育政策学博士、体育管理学硕士。担任2个SSCI期刊编委，主持参与国际奥委会高级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不列颠学院项目十余项。发表专著一部，SSCI论文、英文著作章节十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参编教材两部。
作者手记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在一系列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增强与青少年的联系、全领域贴近青少年”，也在奥运会中加入了一系列流行于青少年人群中的新兴项目，例如滑板，攀岩，小轮车（自由式）、冲浪等。这些项目都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首次亮相，其中滑板项目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成为永久性奥运项目。
有趣的是，“滑板入奥”似乎是国际奥委会的“单恋”——由于滑板运动的亚文化背景，世界滑板圈强烈地反对“滑板入奥”，并在一封写给托马斯·巴赫的公开信中声明：“我们不希望滑板以适应奥运会为目标被开发和改造……我们不希望成为奥运会中的一部分，如果滑板被列为奥林匹克运动项目，我们也不会支持奥运会。”
在滑板领域抵制“滑板入奥”的声浪，中国滑手的态度则迥异于西方滑板界。中国最大的滑板网站Kickerclub 的投票调查显示，71%的中国滑手支持“滑板入奥”。研究“滑板入奥”进程的学者 Wheaton 和 Thorpe 亦惊叹“讲中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支持奥运会（84%），只有极少数人表达了反奥运情绪（2%）”。
笔者也在参与滑板运动、研究滑板过程中切身体会到了这一有趣的国际差异，也感受到其背后有一种“圈外”力量影响着中国滑手的态度。恰在此时，丁一吟老师两项针对中国 BMX 车手的研究给予了我们重要启发，她说，“中国 BMX 车手将家庭对其运动事业的接受程度视为衡量成就感、个体身份、职业发展和持续参与度的关键指标”。再结合李闯老师之前关于中国滑板发展历程的研究梳理，笔者开始尝试从中西方社会“家庭观念”差异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相应的理论框架。幸运的是，阎云翔教授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提出的“新家庭主义理论（Neo-Familialistic）”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切中肯綮的理论框架。阎云翔教授更提醒我们要注意“家庭”和“国家”重叠部分对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
于是，本研究基于新家庭主义的理论视角，使用视频引发多重声音的民族志研究法，梳理了“家国”如何影响中国滑手的态度与亚文化参与方式，解释了中国滑手为何较西方滑手更加支持“滑板入奥”，并呈现了中国青年和滑板文化的独特之处。研究发现，“滑板入奥”为中国滑手提供了一种在中国语境下将这项运动合法化的权威话语——滑手借此向家庭展示更有利的个人发展预期，得以灵活谈判并在国家和家庭的支持下实现个人利益，实现了对家庭生活的“即兴创作”。简而言之，正如受访滑手所言，滑板入奥前玩滑板“像小混混”，滑板入奥后玩滑板变成了“有前途的事情”。这些研究发现也提示未来的青年体育选择和运动参与研究，或可将家庭环境和国家社会环境作为研究抓手。
以下为论文正文（有部分删减）
“家庭责任，国家荣誉”：中国滑手对滑板入奥态度的新家庭主义诠释
自托马斯·巴赫接任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主席后，IOC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文件，以“构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保护奥运会的独特性，并强化人类社会中的奥林匹克价值”。IOC在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增强与青少年的联系、全领域地贴近青少年”，因为“只有参与体育的青少年可以了解体育的教育和健康价值”。故此，IOC在近年来愈发关注流行于青少年中的一系列新兴体育项目，其中就有滑板运动于 2020年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亮相，终在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了永久性奥运项目。
“滑板入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与“武术入奥”相反，国际奥委会是“滑板入奥”过程中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境地的那一方，反对“滑板入奥”是全球滑板界的主流意见，全世界大量滑手都曾以各种形式反对“滑板入奥”。例如，世界各国滑手在写给托马斯·巴赫的联名信中声明：“滑板不是一项‘运动’，我们不希望滑板以适应奥运会为目标被开发和改造。我们认为，参与奥运会将永远改变滑板运动的面貌及其个性和自由……我们不希望（滑板）成为奥运会中的一部分，如果滑板被列为奥林匹克运动项目，我们也不会支持奥运会。”
滑板界的这种态度正反映了这项运动的亚文化特征——参与者不仅会主动地淡化竞技色彩、强调“去官僚化”与“参与者控制”（participant control），而且还会将这些抵抗行为诠释为一种彰显自我特质的神圣仪式。滑板社群内的“技术崇拜”为滑板赋予了圈群化聚集意义，“漠视竞争”的特点也使滑板社群保留了“随聚随散”的圈群化活动特征。在 Wheaton等看来，滑手反对奥运会的主要原因是滑板社群特征和奥林匹克组织性质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是具有反建制性和自我实践价值观的草根群体，后者则是具有严格规则和权威结构的体育机构。”很多街头滑手根本不将滑板视为常规的体育项目，而认为滑板是一种具有叛逆性的运动实践或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运动艺术，也由此希望滑板文化和具有组织性的体育系统及常规性社会规范保持距离。Batuev亦指出，滑板文化与大多数主流运动截然不同，难以融入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例如，大多数滑手不会将自己和其他滑手视为竞赛对手，而是朋友和“兄弟”；他们强调个性和交流，也不喜欢被视为某个民族或国家的代表。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滑板运动在文化、社群、竞赛层面的属性，滑手不仅会质疑 IOC推动滑板入奥的动机，更担忧奥林匹克框架内的滑板运动可能会失去文化自主权。因此，滑手们以各种方式对抗 IOC的滑板入奥决定。
有趣的是，中国滑手对“滑板入奥”的态度则迥异于西方滑板界。中国最大的滑板网站 Kickerclub的投票调查显示，71%的中国滑手支持“滑板入奥”。中国滑板圈正处于主动参与到滑板商业化、体育化和体制化的过程中；研究这一过程与“滑板入奥”进程的 Wheaton和 Thorpe亦惊叹：“讲中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支持奥运会（84%），只有极少数人表达了反奥运情绪（2%）”，而且也对其背后的原因表达了不解。
虽然项目不同，但同样具有青年亚文化特性的小轮车（BMX）运动为我们揭示我国滑手的奥运热情提供了启示——Ding在两项针对中国 BMX车手的研究中发现，“中国 BMX车手将家庭对其运动事业的接受程度视为衡量成就感、个体身份、职业发展和持续参与度的关键指标”。故此，BMX入奥为该项目创造了更多的“正向社会舆论”和“新的职业前景”，也使得中国 BMX车手的运动事业更容易被家庭接受。我们认为，这一发现与“家庭”在中国社会的地位直接相关——“家庭”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其在西方社会的地位有所不同。现代西方社会往往认可平等、权利、义务为代表的个人本位价值观；而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加强调以孝悌关系为基础的、以仁义礼智为表现形式的家庭本位价值观。
在 Ding的 BMX中国车手研究与中西方社会“家庭观念”差异的启示下，我们尝试由家庭的维度出发，构建“国家—家庭—个人”的逻辑进路，以此分析中国滑手的视频和访谈材料。我们通过剖析新家庭主义学者眼中的“即兴创作家庭生活”（improvising family life）以及在中国语境下富有“国家主义”意涵的奥运会之间的关系建构，解释中国滑手为何较西方滑手更加支持“滑板入奥”。
1 理论视角
家庭资本（含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或体育资本等）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许多国内外研究的数据支撑。尽管“子代决策”的权力分配模式在家庭体育消费决策过程中的比重已达 20.6%，但“亲子合谋”（51.1%）、“亲代决策”（28.3%）两种凸显家庭影响的决策方式仍然是我国现代家庭体育消费决策的主要权力分配模式。王富百慧等研究表明，家庭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成员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家庭锻炼行为具有明显的代际互动关系，呈现双向社会化模式。由此不难推论，中国滑手在参与滑板运动时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家庭谈判与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
尽管传统的儒家家庭主义从多个维度长期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但自 1915年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中国家庭结构，并使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与改革开放联袂而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催生了“新家庭主义”。在“新家庭主义”生活中，家庭出现如下 4个特征：
（1）倒置家庭（descending familism）： 家庭成员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关注点从祖先转移到了最年轻的一代——“爷爷变孙子”；
（2）亲密转向（intimate turn）： 老一辈逐渐放弃对子女无条件尊重和服从的要求，孝顺被重新定义为子女通过自己幸福让父母幸福。同时，由于父辈成为成家立业的可靠资源，成年子女更依赖父母帮助（例如婚前买房和婚后生育、照顾第三代），纵向关系（父母和子女）强化，横向关系（夫妻之间）式微；
（3）实利主义（materialism）： 个人利益被合法化，家庭关系需要个人经营，所有的安排更加强调实用主义和个人需求。然而，新家庭主义的幸福观更多的是通过财富水平来体现，一个人的幸福最终是通过家庭和谐、繁荣以及子女的成功来实现。
（4）利益共生： 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出现张力，中国家庭从一个企业集团逐步转变为私人生 活的避风港，个人幸福与家庭幸福并驾齐驱。新家庭主义颂扬个人价值，同时又强调家庭利益的优先地位，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充满挑战。
“新家庭主义”使中国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就“什么是一个好家庭”“如何实现好家庭”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解释空间和解释权。这被称为“即兴创作家庭生活”，它不仅是一种家庭谈判和妥协，也是一种创造性地坚持和发现自我的生活方式。
Yan在揭示中国社会的“新家庭主义”转向的同时，也提醒研究者要将这些新家庭主义的特征置于一个国家主义（statism）的历史演变框架中，关注国家主义和新家庭主义之间存在的“重叠领域”。这是因为，传统儒家家庭主义过于强调家庭小范围内的忠诚，由此滋生的“非德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容易压制青年的创造力，限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而过度的个人主义则缺乏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共鸣，这容易使中国青年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失去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故此，家庭便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场景——树立国家主义、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三者关系的正确价值观有助于更好引导中国青年明确自身社会定位，时下官方话语中的“家国”概念是理解这种治理策略的关键。这也正如成龙演唱的著名歌曲——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系列歌曲《国家》中的一句歌词所诠释的家国概念：“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了“家庭”和“国家”内在统一的重要性。例如：“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与家庭体育参与的行为实践研究也表明，基于“亲子关系”建构的“小家”家庭观以及基于“家国一体”建构的“大家”家庭观，是新时代家庭观的主体构成。
就本研究而言，滑板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时间节点下的社会环境契合了新家庭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中国滑手一方面位于家庭之中，是“小家”中的子女；另一方面位于“家国”之中，是“大家”中的公民。作为“小家”中的子女，年轻的中国滑手在参与滑板运动时也需要和家庭进行某种谈判，以实现代际之间家庭资本的传递；作为“大家”中的公民，“滑板入奥”又让中国滑手的运动生涯存在了“为国争光”和“奥运争光”的可能性。换而言之，“滑板入奥”使传统的“滑手家庭谈判”中出现了一种“国家主义的竞技体育话语”，也为中国滑手重新评估滑板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种话语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兼具国家主义和家庭主义的新家庭主义理论视角，更为细致地观察“国家—家庭—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奥运话语在“家国同构”治理策略中的作用方式。
2 研究方法
视频资料是一种有效的质性数据，视频数据分析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乏案例，也被国外学者应用于滑板文化研究中。McDuie-Ra生动地将滑板视频称为一种“从膝盖以下看城市的档案”。
本研究以 2种方式使用了视频资料：
（1）传统视频分析方法：选择与主题相关的代表性视频，以主题分析为方法分析视频资料以及音频逐字稿。
（2）“视频引导多重声音的民族志研究法（videocued multi-vocal ethnography）”：将我们在传统视频分析方法中选定的视频分享给受访者，并在他们观看后就视频内容展开半结构化访谈，进而分析访谈逐字稿。该民族志研究法在比较教育学领域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地运用，例如针对中日美三国幼儿园和移民教师的研究。最后，本研究基于视频分析结果与访谈分析结果，形成了最终的研究发现与结果。
2.1 视频资料选取
视频 A《中国滑板第一人 车霖》是中国著名职业滑手车霖的传记式纪录片。车霖来自街头，在滑板圈内极具影响力，曾代表中国在亚洲室内运动会上取得冠军。该视频时长近 1小时，于 2013年首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滑板运动的基本情况以及车霖参赛经历；第二部分讲述了车霖参与滑板运动的人生经历；第三部分讲述了他当前正在开设的滑板店和滑板俱乐部（提供教学培训），最后还专门讲述了他滑板之外的家庭生活。
视频 B《成长—中国滑板女孩张鑫》是中国滑板国家队运动员张鑫的传记式纪录片。张鑫曾是南京体育学院的啦啦操队成员，通过“跨项目选材”加入了中国滑板队，曾获 2018年亚运会女子碗池铜牌，并代表中国参加了 2020东京奥运会的碗池比赛。该片作为《中国喜事》系列纪录片的一部分，于 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夕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视频时长 19分钟，主要讲述了张鑫备战南京奥运会积分赛的过程，视频不仅记录了张鑫的个人感受，还呈现了其教练与母亲的态度和观点。
选择视频的依据有三：
（1）视频的典型性。视频 A是中央电视台首次聚焦职业滑手的专题纪录片，视频 B是中国第一部正式播出的关于滑板国家队运动员的纪录片，由央视在 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播出；
（2）内容的针对性。视频 A从多角度展示了家庭因素对职业滑手生活的影响，视频 B则较为完整地反映滑板运动员备战奥运会的经历；
（3）主角身份的互补性。视频A中的车霖源于街头，亦选择在世界比赛上为国争光。与之相对应，视频 B主人公张鑫并不是来自街头的滑手，而是通过跨界选材后才进行滑板训练的运动员。身份差异和目标趋同更能激发受访者对滑板入奥事件的评论。
此外，研究者本人曾在某省队以运动员的身份完整体验过备战赛事和日常训练生活；近两年又与民间滑板社群一同练习和活动。研究者的亚文化局内人身份对获得被研究者群体的信任、应用亚文化知识及解读研究资料具有一定助益。
2.2 访谈资料获取
如前所述，研究者首先邀请受访者单独观看视频，并在受访者观看视频后，立即围绕视频展开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 2～3 h之间（观看视频的时间不包括在内），其中部分受访对象接受了多次访谈，地点主要是滑板店（以下简称板店）与滑板场地。 所有访谈内容都获得访谈对象口头知情同意后全程录音，文中引用的访谈材料内容均匿名备注。根据效标抽样原则，本研究在选取访谈对象过程中共设定了如下 3个效标：
（1）近半年内每周参与滑板活动频率 3次及以上；
（2）每次参与滑板活动时间 30 min以上；
（3）至少掌握初级滑板技术动作（例如“ollie”豚跳、尖翻等）。
根据以上效标，本研究共访谈滑手 21人（见表 1）。受访者滑板经验从半年～8 年不等，年龄在 18～34岁之间，男性占 67%。
2.3 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是一种识别、分析和报告数据中的模式（主题）的方法。本研究将视频资料（主要是视频中当事人对话）和访谈录音逐字转化为文本，合并处理视频和访谈两个渠道中获得的数据，使用主题分析方法常见的 6个步骤来寻找主题，进而最终定义并明确主题。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遵循 Yan的提示，“密切关注在特定情况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中最利害攸关的是什么，然后观察和分析个人如何应对挑战并‘即兴创作’自己的生活以达到最佳效果。”
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确定了两个主题：“家庭身份定位”和“家庭身份认同”以及“为国争光”“成长”“奥运金牌的重要性”“孝顺”“幸福”“代际合作”6个子主题。
3 视频分析发现
3.1 视频 A：交易与生活
车霖青少年时期的滑板价格很贵，这意味着，多数早期的中国青年滑手需要通过家庭谈判依靠父母资助来购买滑板，常见的谈判筹码通常是通过重要考试（例如“中考”“高考”）考上一所好学校。视频 A中车霖的回忆可以佐证。在 20世纪 90年代，车霖作为一名双职工家庭的独生子女，多次请求他的父亲从上海出差为他带回来一块滑板。
“我爸说行，你想要可以，但你必须好好学习，你中考的时候语文考85 分，数学考 90 分，我就可以给你买一块滑板。这是一个挺高的标准，我小时候很淘气，也不太爱学习，也特好动，特爱玩的那种。后来我就前所未有地努力学习，结果到了中考的时候我正好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从最早一批滑手获得滑板开始，家庭就对中国滑手产生影响，这也促使滑手从一开始就学会通过和家庭谈判来保证他们个人兴趣得以实现。
在许多滑手父母眼里，学习相对于滑板运动的优先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学习成绩与未来就业挂钩，进而影响子女未来家庭的幸福程度。视频 A中车霖考上了本地一所不错的大学，当大二他提出想退学职业练习滑板时，立即遭到了来自家庭的激烈反对：“那会儿反对的声音特别大，包括我父母一些长辈，一些朋友都觉得，你这么用心去从事这种没有‘前途’的运动，就特别不理解。”正如Ding所说“当试图驾驭真实的生活方式、体育身份、职业和对家庭的义务时，就会出现紧张关系。”在出现新家庭主义的第四个特征——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间出现张力时，车霖的选择是从家中“搬出来，自己租了一间房子”。
直到 2002年后比赛所得奖金与企业赞助使车霖逐渐过上了经济独立的生活，他的家人也终于不似以往那般反对他的选择，但也没有支持。“出现这种态度的原因，可能还是觉得我有些不务正业，但毕竟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直到视频 A播出的 2013年，车霖的父亲也出现在镜头前，这位典型的中国父亲此时对镜头颇为赞许地说：“只要天气允许的话，每天最少练两个小时，衣服湿得，他脱下来的T 恤都能拧出来水，包括绒衣都湿透了，光洗衣机洗坏两个，能吃苦，不然的话十几年好坚持？不好坚持下来。”
车霖父亲态度进一步转变的关键事实是：第一，车霖在 2007年的亚洲室内运动会代表中国国家队取得了金牌，车霖自己也感叹“不管奥运会、亚运会也好，我看到挺多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流泪。真到自己的那一刻，我确实感觉，荣誉感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以前根本没有想到能靠滑板为国争光，等我真的站在奖台上，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的时候，心情的确是比较澎湃，作为一个滑板人来说，我感到挺骄傲。” 第二，车霖正在接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专访，并将以正面形象面向全国观众播放。第三，也是后文提及的最关键一点，车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购买了新房，且即将有自己的孩子。以上促成父亲对待车霖滑板态度转变的事实符合新家庭主义的 3项特征：倒置家庭（车霖家庭即将出生的第三代）、亲密转向（车霖结婚后购买房子和养育第三代可遇见的代际合作）和实利主义（国际比赛冠军和被央视报道带来的荣誉、稳定甚至比同辈更多的经济收入）。
车霖用“有前途”改变父亲态度的同时，重构了新家庭主义第四点特征下的“利益”格局，也将继续“即兴创作家庭生活”。车霖在结婚生子、成立家庭之后继续将滑板作为职业化的生存方式（开设滑板店、在滑板行业工作），但不能违背一名“好丈夫”“好家人”的社会期待，有时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亚文化身份以“养家糊口”。视频 A最后一部分，影片聚焦到车霖当下的“家庭生活”，车霖说：“我也有自己的家庭，我去年刚结婚，马上今年七月份就会有自己的孩子，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转变，因为之前可能考虑自己多一点，现在我就要担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记者随后问到了一个非常符合中国家庭生活的问题：“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车霖笑着说：“平常除了滑板以外，我还挺喜欢做饭的。我的拿手菜还蛮多的，基本上我家的饭都是我做。” “做饭”这一强烈代表家庭观念的行为，似乎并不与他所钟爱的滑板有冲突。车霖继续说：“做饭跟滑板有时挺像的，因为滑板，每当你做出一个新动作出来，那种成就感是其他东西取代不了的。每当你做出来一道可口饭菜，被你的家人、朋友品尝的那一刻，也是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就使我对它挺感兴趣的。” 对于车霖而言，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在家庭认可之中继续坚持自己的兴趣，在家庭的支持之下取得更好的比赛成绩，这才是个人“即兴创作家庭生活”的最好状态。
3.2 视频 B：训练与支持
张鑫的父母最初并不同意张鑫参加滑板项目选拔，“因为一学期下来，才刚在家待了没几天就往外跑，要回学校，爸妈有点儿舍不得我。只好安慰爸妈，只是陪同学去试试，选不上就回来。”视频 B中不仅呈现了张鑫因训练而长期不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的家庭分离场景，还 2次记录张鑫训练中存在的风险。第一次是在开始部分，张鑫自述：“刚开始接触滑板的时候，我就要下4.5 m，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特别害怕，这种又高又深的池子。” 就研究者本人的切身体悟而言，刚接触滑板的人在仅靠一张滑板和有限护具的条件下从 4.5 m的高处滑向池底，产生恐惧在所难免。张鑫也在镜头前谈到这种因滑板运动自身的危险性而产生的恐惧。第二次是张鑫一次训练过程中后脑勺重重着地的片段。无论是“短暂的家庭分离”还是“从事危险运动的女孩”都与传统价值观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差异，也使得视频中以家庭代表身份出现的母亲陷入思念、担心的情境中。
其次，视频 B在呈现张鑫参加奥运选拔积分赛的过程中，镜头里的母亲牵着一个小女孩（可能是张鑫的妹妹）坐在观众席。张鑫在比赛的间隙来到母亲和小女孩身边的观众席，她的母亲和妹妹手上各拿着一包零食塞到张鑫手上，母亲一只手扶着张鑫的肩膀，又伸手帮忙抹去了张鑫脸上的汗水（这个场景唤起了很多受访者关联自己家庭经历的共鸣）。张鑫稍作停顿便匆忙走开后，母亲回到座位上掩面哭泣，镜头切换——张鑫孤单地坐在休息室内，身边围绕着很多食物，张鑫也在不停地抽泣。正如新家庭主义的第二和第四个特征，在外界压力之下（对当下张鑫而言是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的压力），亲子关系不断增强，分离和团聚的矛盾突出，视频在亲子分离现实的背后隐喻了“应该”回到父母身边的内心期待。“子女与父母分离的时候，彼此都觉得自己的人格是不完整的。”
张鑫母亲说：“（我）很久没有看到我女儿了，这次看到我女儿，感觉特别瘦，很心疼她。我想到最好的，是站在她旁边为她加油就可以了，不想打搅她，也不想给她增加她的压力，只想要她好好地比完赛吧。” 在引语中，“一直站在旁边”准确地诠释了“家庭”在张鑫为奥运进行封闭训练过程中的缺位状态，也呼应了影片中母亲与张鑫在赛场边的短暂互动。在另外一段央视采访视频中， 张鑫母亲说：“瘦多了，没事，还是很高兴的呢。 心里还是感觉她吃了好多好多苦似的，我刚看到她，她自己都那么坚强，我们一定会支持她的。”
张鑫母亲见证并陪伴女儿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走向奥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家庭分离带来的思念。张鑫的个人奋斗叙事离不开家庭的支持，正如旁白所言：“带着妈妈的爱，张鑫来到了半决赛。”
最终，张鑫赢得了比赛，获得了教练的认可，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作为家庭代表的母亲此时诠释了“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一直站在旁边为她加油鼓励，最后终于她成功了。” 引语中张鑫的母亲再次强调了“一直站在旁边”这一凸显家庭支持的话语。从张鑫的角度来说，这一支持话语也呈现了新家庭主义和国家主义重叠部分的理论意蕴，“新家庭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同一回应方式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家庭”对于街头滑板明星车霖而言是规训了亚文化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专业滑板运动员张鑫而言则是激励她为国争光的精神支柱。
4 访谈分析发现
4.1 个人—家庭：矛盾的出现与和解
如前所述我们在受访者看完视频后随即与他们进行了访谈，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获得第一块滑板的经历和车霖很相似，例如受访者 1提到：
“那天我和我妈路过一个滑板店，她知道我想要这块滑板，告诉我期末考试的目标，后来达成目标后就将滑板买给了我。”
通常，当年轻滑手强调自己能处理好滑板运动和学习之间的时间冲突，象征性地证明参与滑板运动的安全，往往最终可以获得父母支持。最有效的谈判策略不是直接强调个人的兴趣诉求，而是额外提出一些符合父母期待的好处，例如强调“锻炼身体”和“交朋友”的重要性：
“我妈说有啥用呢，这个玩滑板和学习没有啥关系。我就说上学又不是只是学习，还要交朋友， 还要锻炼身体的，最后我爸妈终于被我说服了。” （受访者3，访谈资料）
滑手受父母资助获得滑板后，为兑现谈判的诺言，当面临特别重要的学习任务时，会将玩滑板的利益暂时搁置一旁，正如受访者 5回忆：
“为了考上一所好大学，我记得高三的时候是很认真学习的，主动就不怎么玩滑板了。”
正是因为有谈判、有妥协、有兑现，如今许多滑手在参与滑板运动时往往已经获得了来自家庭的许可，但更期待从家庭成员当中获得鼓励，例如：
“我给我们一家三个人拉了一个微信群，有一次我跳下来一个小台阶，我就把视频发在群里。” （受访者4，访谈资料）
“我经常在微信视频号发布视频，我的奶奶也经常会为我点赞。”（受访者2，访谈资料）
在上述 2句引语中，滑手不仅利用自媒体平台向他人展现自己“跳下来一个小台阶”类似的亚文化资本（滑板技术），同时，他们也将这种技术习得的成就以网络视频的形式快捷展现给家人，这一过程成为滑手在异地与家人沟通的桥梁。当滑手回家时，也会主动协调滑板娱乐和孝顺父母之间的时间分配。
“平常我在家的话，我不会天天玩板，我会主动帮我妈洗碗做一些家务。我还想过以后要带他们出去玩，带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受访者6，访谈资料）
在上述引语中类似“他们想去”和“自己想去”的话语体现了滑手在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协调和付出。甚至，当滑手批评亚文化内部存在的一些“不真实”行为时，照顾家庭也被视为是一种美德，乃至“豁免”一些违背亚文化真实性要求的行为。
“大家都说XX是一个滑板‘商人’，为了赚钱有时还故意抬高价格。但是我心里知道，他也要养小孩啊，他也有家庭，也要生存啊。”(受访者12，访谈资料)。
引语中被滑板亚文化所否认的“商人”负面形象，因为有“养小孩”为“家庭”的事实而被包容，可能是因为很多滑手意识到了家庭的责任。我们以询问视频 A中车霖“回家做饭”这一关键内容为访谈焦点，进一步询问受访者对于这一视频片段的态度。在受访者看来，街头滑板这种短暂脱离家庭和社会传统关系制约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时间界限。一旦期限到达，新家庭主义的“预言”很可能会极大限制他们过于个性化的街头活动，甚至中断他们的滑板兴趣。除非他们能找到方法以此为生，将滑板从一个“娱乐活动”塑造成为一个更加可信、更符合家庭期待的“正经事业”（即走向滑板运动职业化发展）。
“我觉得结婚了，重心点就不一样了。就像我现在单身，我除了上班时间不能玩滑板，下班从6点以后，我有很长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 当你身边多了一个人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受访者 15，访谈资料）
受访者15在引语中提到了“生活的重心”在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结婚”这一成立家庭的象征成为了划分滑板生活方式的界线。特别是当他们生育小孩之后，滑板爱好进一步退居其次让位于照顾家庭。
“谈恋爱的时候我该玩就玩，有了小孩后，感觉小孩就是我的全部，以她为中心了，她叫我干嘛，我都可以干嘛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我叫你（第一作者）早点来（访谈），就是想早点回家，她们（指妻子和女儿）让我还要待会去拿个快递（笑）。”（受访者20，访谈资料）
在以上的引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滑手的个人追求不再是幸福的唯一评价标准，个人幸福与家庭幸福并驾齐驱，符合新家庭主义呈现的 4项特征。他们在不同年龄阶段，争取好成绩、主动分享滑板视频、帮忙做家务、照顾第三代、调整生活重心来“即兴创作家庭生活”。中国滑手在参与滑板运动/文化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获得来自家庭的支持，当他们成立自己的家庭之后也会主动协调个人兴趣和家庭发展之间的时间。故此，本研究认为，家庭因素会影响中国滑手的亚文化生活方式，即中国滑手在参与亚文化时因家庭规训而保持了更加温和灵活的态度，滑手在坚持滑板亚文化生活方式的过程之中也更多考量了家庭对于他们参与滑板运动/文化的态度。基于这一论点，下一章节我们将利用视频 B引发的访谈，纳入“国家”维度观察这种态度是否会影响到中国滑手对待滑板入奥事件的看法。
4.2 个人—家庭—国家：目标的延伸与融合
在针对视频 B的访谈中，我们将半结构化的访谈焦点集中于张鑫封闭训练过程和母亲比赛现场到访这一片段。受访者 11直言：
“我觉得既然张鑫选择了进国家队，她练了两年就必须拿出成绩来，如果拿不出成绩来，对她和家人而言就浪费了2年。”
这段由民间滑手评论国家滑板运动员的引语里，依次出现了国家、个人和家庭 3个要素。在民间滑手看来，“拿出成绩”是张鑫效力国家队的目标，也是她自己需要实现的目标，以期不“浪费”她个人和她家人所承担的 2年训练成本。正切合于新家庭主义的第二项特征——个体有时需要通过实现个人目标，来定义家庭的“幸福”。受访者 11进一步说：
“就短期的目标而言，她肯定是要先为国争光拿名次，肯定要吃这些苦，再为自己和家庭的未来铺路，那是长期的幸福目标。”
在这段引语中，受访者明确地区分了“短期目标”与“长期的幸福目标”，也点出了这两个目标对应的不同主体：国家（“短期目标……为国争光”）和家庭（“为自己和家庭的未来铺路……长期的幸福目标”）。在奥运话语中，实现国家目标被滑手建构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条件与路径，继而再为家庭带来相应利益。换而言之，民间滑手为国家滑板运动员建构了一条“为国争光——自我实现——家庭荣誉”的利益实现路径。这种将家庭利益置于后位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契合于新家庭主义对个体价值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呼应了视频中张鑫与母亲的匆匆互动以及张鑫母亲有关“站在旁边”的论述。
我们在前文中已说明了“滑板入奥”以及“为国争光的竞技滑板”与西方滑板界倡导的“街头滑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西方部分明星滑手因此而对“滑板入奥”的批判。但如以上引语所示，中国滑手却充分肯定与支持了“滑板入奥”以及“为国争光的竞技滑板”。来自另外两位受访者的话语，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中外立场差异”产生的原因提供了素材：
滑板入奥前我经常听到一些声音，觉得滑板人不务正业，像小混混。但最近几年感受到偏见变少了，滑板也是一项国家承认的运动，全世界的运动。（受访者 14，访谈资料）
滑板入奥后，我看到身边城市广场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小孩也来玩滑板了。（受访者 18，访谈资料）
受访者 14的话语中明显表达了他感受到奥运前后身边“声音”的变化——滑板从“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从事的运动”到“全世界的运动”。鉴于奥运会在世界体育版图中的地位以及奥运会在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可以说奥运会有效地改变了一般大众和家庭对滑板文化与滑板运动的刻板印象。受访者 18也将中国滑板人口的增加——年轻一代的父母带着子女来滑板与“滑板入奥”进行联结，正如近期那篇关于车霖的滑板新闻标题——《曾经的“妈见打”，妈都开始玩了》。
换而言之，正如 Yan认为国家主义和新家庭主义之间存在重叠领域，中国滑手支持“滑板入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滑板入奥”为中国滑手提供了一种在中国语境下可以将这项运动合法化的权威话语——奥运会纳入滑板项目和国家组建滑板队，使他们可以使用这种权威话语进行家庭谈判，并使自己的父母接受权威的决定或判断：
他们觉得只有挣钱拿工资是正事，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国家也在支持滑板，儿童滑板培训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他们开始相信滑板也是有前途的事情了。（受访者 20，访谈资料）
就好比你小时候偷看网络小说，父母肯定不允许，现在这个网络小说正式出版了，还拿了文学奖成名著了，现在父母就支持了。（受访者 17， 访谈资料）
以上两位受访者生动地将父母态度的转变与滑板社会地位的改变联结在一起。其中受访者 20将这种态度转变直接解释为“国家支持滑板”的结果，受访者 17则间接地暗示了“滑板入奥”不仅使滑板运动得到国家的承认而“正式出版”，也获得了社会的肯定而成为“文学奖名著”。换而言之，受访者了解并承认“滑板入奥”不仅影响了“国家层面”的滑板政策与项目身份，更由其国家层面的政策效果影响了“家庭层面”的决策与态度。
故此，我们认为，民间滑手认同运动员通过履行国家义务合理替换了孝道责任并获得家庭的认可，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期待国家对滑板运动的支持更有利于他们与家庭达成合作和共识，使其参与滑板运动变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换而言之，民间滑手的话语建构了一种与国家滑板运动员完全不同的利益实现路径：“国家支持——家庭认可——自我实现”。民间滑手认为滑板运动员通过联结国家目标、同时实现个人——国家共同利益，为家庭带来利益；而自己则是借助国家利益，先创造家庭认同，再实现个人利益。
如果我们站在新家庭主义和“家国同构”的语境中理解这种利益实现路径，我们可以说“家国同构”把“个人”“家庭”和“国家”进行了联结。一方面新家庭主义价值观使得滑手可以定义一种“藉由个体的成功而获得幸福”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仍旧需要一种来自国家的信任以定义自我的成功，进而建构“幸福的家庭”。由于我国奥林匹克话语中的社会价值，滑手得以借助“滑板入奥”为自我选择背书，换言之滑手将个人主义追求合理替换成国家利益追求，进而实现一种“家国同构”的圆满（图1）。
具体而言，首先，由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奥运会在我国社会与我国竞技体育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意义，滑板入奥为我国的滑板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背书。这种背书在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两个方面推动了我国滑板运动的发展。在竞技体育层面，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行动（例如，组建国家滑板队、建设滑板人才选拔机制、新建滑板训练场地）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高水平滑手的水平。在大众体育方面，滑板入奥提升了我国社会对滑板运动的正面评价，也间接地为滑手们减轻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例如，前文分析的受访者 17与 20在滑板入奥后进行的家庭谈判）。由此，滑板入奥形成了一种权威话语。一方面，这一权威话语转变了我国家庭对滑板运动的印象，进而转变了家庭对子女参与滑板的态度。另一方面，权威话语也为滑手说服家庭支持个人兴趣提供了依据。最后，家庭和滑手达成“合作”，共同支持滑板入奥。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家庭主义的理论视角下，针对滑板入奥这一事件，本研究认为中国滑手相比于西方滑手更倾向支持滑板运动加入奥运会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1）其一，在“倒置家庭”“亲密转向”的理论视角下，中国滑手在参与亚文化时因家庭规训而保持了更加温和灵活的态度，滑手在坚持滑板亚文化生活方式的过程之中也更多考量了家庭对于他们参与滑板运动/文化的态度。
（2）其二，在“实利主义”“利益共生”的理论视角下，“滑板入奥”为中国滑手提供了一种在中国语境下可以将这项运动合法化的权威话语，滑手借此向家庭展示更有利的个人发展预期（“有前途”），得以灵活谈判并在国家和家庭的支持下实现个人利益（例如坚持滑板的生活方式），“即兴创作”家庭生活。
无论如何，当“小家”和“大家”合为一体的时候，当“小我”和“大我”融为一体的时候，家国同构预期的治理效果实现了。本研究结果支持了Ding在小轮车领域关于家庭影响的观点，进一步诠释了“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滑手能在同时符合家庭期待、国家规范中保留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时，他们自然就毫不犹豫地为滑板进入奥运会投出支持的一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滑手一方面需要灵活应对商业化、体育化影响以维护亚文化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在创造性地处理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新家庭主义的 4项特征诠释了滑手生活的丰富面向。这提醒我们，在观察新兴体育项目参与者应对全球商业化和体育化的影响之外，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和所在国家的社会环境可能已从根本上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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